早在两年前，我就曾与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一起探讨过中国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现状，他们均表忧虑，尤其是大学生招生比例过高的问题。施罗德先生更是以德国为例，用事实证明了德国之所以在欧债危机中经济始终保持“一枝独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有着强大的技术型青年作为后盾。
 

    这也印证了我一贯的判断——中国畸形的教育已经让这个国家品尝恶果。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难见缓解，“最难就业季”每年夏天都会如期上演，中国失败的教育体系理应为这些残酷的现实“买单”。而真正关乎民族命运的改革，也就应从这里开始。

 

    该反思的是谁？

 

    中华文明并不缺少苦难的历史，也不缺少凭借勇气和创新战胜苦难的经验。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735年的37%到1840年的11%，从1945年的7%到1949年的5%，最后滑落到1978年的0.6%。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时，正是改革让中国枯木逢春、否极泰来。

 

    从人治的政治，走向法制的政制，我们的政治更稳定，政制更文明，法制更透明，经济更市场，发展更科学，如此种种换来的则是经历了辉煌与苦难的中国用30多年的攻坚克难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历程。前30年工业化助推了城市化，工业化绝对市场经济，城市化相对计划经济。1992年后20年的工业化让我们从短缺经济走向了过剩经济，同步进行的20年城市化又让老一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变成了这代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但当我们看到硅谷在金融危机阴霾下依然领袖群伦时，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因为创新乏力而只能不断依靠投资时，当我们看到欧美的高科技封锁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梦想每每落空时，当我们看到“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案例频频出现时，我们真的可以高兴起来吗？

 

    在这个问题上，教育、文化、领导都需要反思：教育的失败，源于教得太多、育得太少，教是填鸭的传承，育是自发的创新；文化的苍白，源于文得太多、化得太少，文是背会的知识，化是体会的智慧；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导不尽人意，源于领得太多、导得太少，领是被动的跟随，导是主动的向往。

 

    今人倡导企业文化，但企业文化其实是企业带头人心血的自然流淌，因而它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企业带头人的系统理论必然要经过长期痛苦实践才能形成系统思想，系统思想再经实践才能升格为系统理念进而形成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才能在不断的劣汰、优升、裂变中不断的走出异常，超越超常，回归正常，完成以社会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共创财富、完善自我的社会使命。

 

    现在讲企业、讲经济、讲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但企业终究不是讲出来的。没做过企业的人讲企业岂非误人子弟？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最热门的经济学家多半没搞过经济，管理学家多半没做过管理，商学院教授多半没经过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必然是有了学历没能力，有了文凭没水平，有了职称又不称职，让聪明的头脑因无用的知识变成了社会的负担。

 

    现行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难尽如人意：我们的孩子背得焦头烂额，但99%的人根本记不住其中99%的知识；财务专业学生能考取注册会计师，却无法胜任企业最基本的现金出纳职位；大公司身经百战的财务老总去考注册会计师又多半考不上。现行教育抹杀了学生的个性，但未来国家间的竞争恰恰是差异化竞争，如此现实怎能不让人心酸、心痛、心恨？

 

    中国人行不行？

 

    正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我们从计划经济的农业文明，经过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工业文明，正在向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迈进。从政治到政制，从国家到家国，文明与繁荣得到了很好的演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互动从未得到如此清晰地凸显。

 

    文化创新需要传播载体，传统国学曾被赋予这个神圣的使命，毕竟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但现实告诉我们，当今背景下的传统国学1/3有用，1/3没用，1/3起负作用。对于传统国学，我们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式是这点让我写出了《新论语》。

 

    出生在饥饿年代，成长在动乱岁月，成熟在伟大时代，不安分的我从义无反顾“跳海”经商到“赔5万不如赔8万”赚第一桶金；从首创BT模式风生水起到首创打包重组模式一路向好，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我拯救了横跨18个行业的近百家企业。

 

    三十年来多少事，梦里依稀咒逝川。有人说我“狂”，但狂而不妄是英雄好汉，狂而妄之才是跳梁小丑。如果我的“狂”能推动文化的创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那我愿意去“狂”。我不敢说耍得是境界，靠得是实力，走得是差异，不敢说讲企业如数家珍、做企业行云流水，但我至少已做到“当局者清、旁观者迷”，更能永远地做到不仅能永远的理解他人，更能永远的理解他人对我们的不理解。

 

    从异想天开到无中生有，从独树一帜到自成一体，从因异而争到异而不争，从激情创业到淡定传承，从应有尽有到应无尽无。循着文化创新的轨迹，始终用旅游的心态在踉踉跄跄中大步流星的一路走来，从和而不同起步，从死而不亡、放而不弃，经退而不休，到劳而不累、乐而不悲。才有了今天《新论语》的“文而化之”。《新论语》是我30年心雨、心血和心路的真实写照，我希望它能带来的是从背会到体会、从知识到智慧、从爱拼到会拼、从脑袋到口袋的转变。

 

    传统国学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新论语》则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行则殆”；传统国学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新论语》则提出：“人之初，性本私”；传统国学认为“学而优则仕”，《新论语》则提出到“学而优则商”；传统国学认为“以直报怨”，《新论语》则提出“君子记恩不记仇”；传统国学认为“先做人后做事”，《新论语》则提出“先做事后做人”、“只做事不做人”、“多做事少做人”、“边做事边做人”……

 

    《新论语》是对传统国学的创新性传承。从《新论语》开始，我希望打破早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唯传统国学论”，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传统国学传承精华、摒弃糟粕、创新发展，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新国学、新文化的发展——这是我心骨深处的期盼。

 

    变革教育

 

    在动荡的年代，革命、起义曾经代表着希望与新生，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传统的革命思想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人们的思维从过去填压的传承、背会的知识和被动的跟随，走向自发的创新、体会的智慧和主动的向往。要实现这一切只能依靠全方位实现文化创新和颠覆性推进教育改革，因为教育是立国之本，文化乃强国之魂。

 

    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比例一般最多不超过35%，其余则学习技术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体系，于是孩子们十年寒窗却没有立身之术，企业放出高薪却难觅合格人才，这就是中国的悲哀——教育因为被包办而从未和市场接轨。

 

    让计划教育的一元教育向市场教育的多元教育转变，是中国的最终出路。中国未来最大的产业在教育，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能产业化的要尽最大可能产业化，不能产业化的弱势群体教育才由政府事业化。让中国教育靠财政输血走向为财政既造血又输血，让经济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出身教育世家，我的教育情结很浓。2007年7月1日我卸去了“太平洋建设”所有职务，一个人来北京发起了官、产、学论坛，成立了华佗论箭组委会专为企业把脉问诊、开处方、做手术。我要让历史上挥刀舞剑的华山论剑，变成今天空中弹箭的华佗论箭。

 

    我的目标就是办一所世界顶级的华佗大学。目前，华佗大学太平洋商学院已经在香港注册，以后还要办孔子学院、哲学院、法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等社会科学学院。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教育的多元化，即：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一样有涨潮有落潮，错落有致，生命永续，这就是和谐！

 

    市场教育的多元化关键是打破垄断。我们期待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尽快落地中国教育的现实，让教育产业像我们的经济一样经历放大总量、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的三部曲，由过去“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历经改革开放，发展为如今“百花齐放”的市场经济。

 

    让教育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再通过文化创新来带动教育改革。从苍白“背会”的农业文明走向红润“体会”的商业文明的原点，从春意盎然的脚步轻快、走向春光明媚的举步生风、经过春色满堂的大步流星，去感受那春花烂漫的沁人心脾、享受那春风浩荡的开花结果，最终体味那春华秋实的稛载而归。